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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深圳制造:曆史進程中的華為和富士康

    2019-07-10
    来源:飯統戴老板

    浙江6 1走势图 www.yctsc.com    作者:李墨天

      在深圳,從梅林關驅車到梅觀高速,遠遠就能看見一個路牌,上面寫著“富士康—華為”。

      27年前,南巡的總設計師在這裏踩下油門,懵懂的中國開足馬力。下海的幹部、首都的大學生、邊陲小城的打工者摩肩接踵,轟轟烈烈的南下淘金潮如約而至,孕育了一座象征開放的先鋒城市,兩個路徑迥異的工業巨擘:富士康在西邊,是制造的驕傲;華為在東邊,是技術的野心。

      任正非和郭台銘有不少共同點,比如都當過兵,前者1974年入伍,是部隊的“學毛選標兵”;後者1971年入伍,抽到了“金馬獎”—駐紮在常被對岸炮轟的金門和馬祖。後來,他們一個以狼性文化的管理走紅,一個被“血汗工廠”的汙名纏身,但他們都是中國人口紅利的受益者。

      華爾街日報記者在2007年來到深圳,那是媒體第一次踏足位於龍華的城中之城:高牆包裹著層層廠房,餐館、銀行、網吧和雜貨店犬牙交錯,500多台電視滾動播放著健美操、安全生產宣傳片和富士康電視台的新聞,甚至下水道的井蓋上也印著“富士康”。文章裏,這裏被稱做“郭台銘的紫禁城”。

      任正非則顯得高深莫測,除了1988年《深圳特區報》上一段不到30個字的采訪,就再也沒怎么拋頭露臉過。盡管此時的華為已逐漸成為一個龐然大物,但任的名氣幾乎只局限在通信行業,在這個小圈子裏,流傳著種種關於他的性格、財富、家庭、秘書等似真非真、似假非假的傳聞。

      等他們再一次和媒體與公眾產生交集,是在2010年。這一年的5月,富士康發生十二起員工跳樓事件,媒體頃刻間湧進龍華科技園,肆無忌憚的打量著眼前的代工巨人。時值60大壽的郭台銘連夜趕往深圳,面對鏡頭三度鞠躬致歉,幻燈片投影的光線打在他的臉上,宛如血斑。

      同年年底,任正非將手機業務升級為公司三大業務板塊之一,豪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,要做到世界第一。兩年後,華為Ascen-d P1和Ascend D相繼面世,餘承東親赴門店站台,但手機散熱乏力、性能孱弱,銷量雪崩,任正非當著團隊的面,怒摔了手上的華為手機。

      這是一個值得反複書寫的年份,富士康的紫禁城出了亂子,華為的終端戰略首戰慘敗。在那個十字路口,任正非和郭台銘都需要回答一個問題:中國制造下一步在哪兒?

      01. 分野

      2010年的郭台銘,應該還沒有夢見過媽祖。

      第8起跳樓事件發生後,他專門從五台山請來高僧做法事,奈何鬼神修為尚淺,5月剩下的20多天裏,第九、第十、第十一起自殺相繼發生。5月26日,正在台灣陪同四川省委書記考察的郭台銘匆匆趕往深圳,臉上寫滿了還未散盡的惶惶不安:“我現在最怕晚上11點後接到電話。”[4]

      當晚11點20分,23歲的甘肅籍員工賀某從宿舍7樓陽台跳樓身亡。5個小時後,25歲的湖南籍員工陳某在樓頂割腕自殺,被發現後送醫搶救。

      第二天,全球200多家新聞媒體湧入這座紫禁城。這裏有郵局、有銀行、有學校、有醫院,有占地1.25萬平方米的廚房,每天消耗40噸大米、10噸面粉、30噸蔬菜、200頭豬、6萬個雞蛋和500桶食用油,供養園區裏30萬名工人。對他們來說,富士康就是深圳,深圳就是富士康。

      郭台銘道歉了,也覺得委屈。那一年,他領導著90萬名員工,單是為員工洗衣服一年就要花掉6000萬。如果富士康是一只軍隊,郭台銘會是全球第六的軍事強權。他告訴媒體,深圳有幾十萬工人,99.99%的人生活都很正常,“你把我從樓頂丟下去,我也不能保證後面沒有人自殺。”

      一年之前,“中國工人”在美國《時代》雜志當年的“年度人物”評選中位居次席,他們被稱為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“保8”的幕後功臣。但當自殺新聞蓋過世博會的風頭時,人們才發現廠房背後盡是被機器捆綁的痛楚與瘡痍,若非媒體大張旗鼓的討伐,大多數人還不知道郭台銘是何人,富士康為何物。

      這個名字誕生在1985年,創業的第十年,郭台銘決定用一個英文品牌把公司推向世界。FOX代表模具(Foxcavaty),CONN代表連接器(Connector),是他起家的兩個寶貝。後來,他又給剛剛進入富士康的大學生寫了幅對聯:富士則康,聚財乃壯。

      三年後,年過不惑的任正非和幾個合夥人,在南油新村一個居民樓裏成立了華為,開始代理香港出產的交換機。同一年,郭台銘在寶安的西鄉崩山腳下租了棟五層廠房,在環繞廠房的成片荒草中,他對著從廣東豐順招來的150名員工說,“這裏將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工廠!”[1]

      工廠生產連接器,那是整台電腦最不起眼的部件,但郭台銘在對的時間選擇了對的地方:他來深圳的那年,台灣工人的平均工資突破了2500元,同期大陸的作業員只能拿500塊的月薪。三年後,鴻海在台灣上市,西鄉崩山腳下那塊逼仄之地,已經裝不下郭台銘的野心了。

      他看中了緊貼深圳市區的龍華,“龍在中華,這個名字太好了,這裏就是中華龍首!”在齊人高的雜草堆裏,來深圳第五年的郭台銘對著身邊的政府官員振臂一呼:“看得見的土地,我都要了!”[2]餘音未散,廠房拔地而起,代表深圳迎接那些勤勞、踏實、努力,而且便宜的南下勞動力。

      富士康的每一個銷售都會說那句口頭禪,“你自己做,不如我做便宜。你讓別人做,也不如我做便宜。”就這樣,郭台銘從LG嘴裏搶來了蘋果的訂單,並把思科和IBM的訂單也收入囊中。台灣的同行坐不住了,郭台銘便反嗆,“廣達、英業達、大眾的訂單都是我介紹的,明明是他們搶的我,怎么成了我搶他們?”[1]

      不到五年時間,龍華就築起了城中城。成片廠房一層生產連接器,一層上產主機板,一層生產機殼,還有一層組裝,一台台電腦從流水線上下來,根本不需要倉庫,直接拉到碼頭運走。在園區走一圈,IBM的高管也忍不住感慨,“深圳到香港的高速堵車,全球PC市場都要缺貨。”

      當時,中國南方最時髦的東西是房地產,各路熱錢飛蛾撲火般湧向南方,海南800億、北海300億、惠州150億。就連柳傳志也未能免俗,在惠州以“國際電腦城”的名目進行招商。日後回憶起這次頭腦發熱時,柳傳志說,“如果再讓我來一次,我可能還會這樣選擇。”[6]

      任正非倒也不是沒幹過投機的事,華為初創時雖名為技術,但做的是貿易,據說還賣過減肥藥。後來,華為靠著倒賣香港出產的交換機,賺了第一桶金。

      深知靠倒賣走不長的任正非,在1990年下定決心走自主研發。1992年,放棄清華博士學位加入華為的鄭寶用牽頭,和華中科大校友郭平一起研制出了能夠容納500個電話用戶的HJD48交換機,大獲成功。第二年,任正非在蛇口的一個小禮堂裏開會,抹著眼淚說,“我們活下來了”。

      嘗到人才甜頭的華為,從1992年起開始在名牌大學設立獎學金,大手筆招攬理工科人才。後來,華為在高校林立的北京組建了研究所,任正非有次去視察,覺得人太少,時任所長辯解說人多了沒事兒幹,任正非生氣地說,“我叫你招你就招,沒事做,招來洗沙子也可以。”

      1998年,華為一口氣從全國招了800名畢業生,第二年,又是2000名畢業生南下深圳,據說華為在高校招聘會上放出豪言,“工科碩士全要,本科前十名也全要!”[6]華為招聘人員甚至混進Top10高校的男生宿舍,看到在打遊戲的男生,就湊過去問:同學,找到工作了嗎?

      2000年,碩士在華為的月薪已經能達到8800元,還有幾萬十幾萬的年終分紅[6],比深圳一般公司高很多。一邊是應屆生在華為拿著高收入,一邊是任正非借高利貸發工資,據說最困難的時候,華為還制定過一個內部政策:誰能給公司借來1000萬,誰就可以一年不用上班,工資照發[6]。

      後來,連郭台銘都忍不住抱怨[4],“華為的任正非,公司就在隔壁。我們很多同事都辭職去華為,都能拿到兩倍的薪水。”員工聽到老板抱怨之後,辭職的更多了。

      任正非也在對的時間選擇了對的地方:90年代的深圳不知道裝了多少發財夢,使得華為成為了中國工程師紅利的最大受益企業之一。鄭寶用在33歲那年拿到了科技界最高殊榮“中國青年科技獎”,共同研發“C&C08”的李一男不到25歲成了華為研發一把手,這背後是任正非一以貫之的樸素觀念:讓搞技術的人賺到錢。

      1994年8月,C&C08萬門機落地江蘇邳州,經過兩個月的上線調試,大獲成功,與之後的C&C08 2000門交換機一起橫掃中國電信市場。到1995年,銷售額已經達到15億,此後每年翻倍增長,成為全球曆史上銷量最大的交換機,也成就了華為在世紀末的高速發展。

      日後的一切都能在深圳找到答案,兩家公司在一片狂熱中踩中了中國經濟全面加速的兩腳油門:龍華的工廠還沒落成,郭台銘就把那句“我都要了”在昆山又喊了一遍;同一年,華為在美國成立了分公司RANBOSS,中文翻譯過來就是“任老板”,任正非勃然大怒,把名字改成了Futurewei。

      富士康在全球化的浪潮裏節節勝利,華為則在世紀之交的互聯網泡沫中迎來了第一個冬天。

      02. 騰飛

      2001年,富士康拿到了英特爾P3和P4主機板的訂單,閑不住的台灣媒體給郭台銘扣上了“民營制造業老大”和“台灣科技首富”的帽子,把郭台銘嚇得不輕。他辯解說,“我告訴各位,廣達是我大哥,廣達絕對是老大。仁寶是老二,華碩和明基排老三老四,我怎么也是五名開外。”[2]

      故作謙虛背後是藏不住的眉飛色舞,當下屬從美國來電,彙報富士康獲得英特爾的生產許可時,郭台銘激動地說,“這是富士康的重要裏程碑!”從連接器、模具,到機殼、主機板,依靠在大陸的廣泛布局,富士康已經吞下了整個電腦制造的鏈條,與芯片霸主英特爾深深綁定在了一起。

      比起郭台銘的春風得意,任正非的2001年不太好過。在那年10月的幹部會議上,任正非拋出了《華為的冬天》,“我們公司的太平時間太長了,在和平時期升的官太多了,這也許就是我們的災難。”

      兩年前,任正非本想用內部創業計劃,清理掉喪失奮鬥精神的“沉澱層”,沒想到技術人才成了流失的主體。2000年,李一男離職創業,那封“絕不做華為敵人”的感謝信還沒消化完,華為在數據通信領域最強勁的對手就立了起來。一起出走的,還有200多個業務與技術骨幹。

      那次會議上,任正非總結了自己過去的決策失誤:痛失PHS、CDMA和手機終端三大通信增長點。PHS成就了UT斯達康和小靈通的一代霸業,CDMA為高通的快速崛起埋下了伏筆,留給華為的只有IT泡沫破碎帶來的通信設備投資萎縮。

      2003年,任正非差點以100億美元的價格把華為了摩托羅拉,幾乎所有的談判和文書工作都已經完成,但對方領導層的變更導致交易流產。擺在任正非面前的,變成了3G的漫漫之路。

      最終,曾放言“誰要做手機誰下崗”的任正非組織了手機終端立項討論會,宣布華為要成立獨立的終端公司做手機。2003年11月,公司正式成立,預算10億元,差不多是當年的淨利潤。

      當時,只要有手機牌照,給別人貼牌一部就能賺好幾十塊,手機廠商在信息產業部門口排起長隊,華為直到2005年才拿到生產和銷售許可。為了推廣3G,華為和運營商合作做了10年定制機,運營商提供要求,華為生產,利潤只能勉強給研發輸血。

      這段時間,支撐華為活下來的是海外的縫隙市場。2003年底,華為在香港擊敗了愛立信和西門子,拿到了當地3G運營商1億美元的訂單。在俄羅斯市場,華為陸續拿下GSM設備供應和光傳輸幹線的訂單,緊接著,歐洲幾家老牌3G數據卡供應商也慢慢感受到了華為的壓力。

      支撐華為攻城略地的還是國內低廉的人力成本優勢,無論是研發、管理,還是工程、售後,每個環節的性價比都令歐洲同行難以企及。後來李總理在羅馬尼亞問及華為在歐洲的運營情況,任正非直言不諱,“華為現在是賣高價,賣低價就把西方公司都搞死了。”

      如果說任正非有什么信仰,那也許是“知識”。華為的數據卡全部基於高通的基帶解決方案,由於高通對中興的扶持,華為的數據卡芯片在2007年後經常斷貨。那年年底,老將王勁從歐洲返回上海,主導海思基帶芯片項目。2009年,華為WCDMA數據卡芯片問世,支撐華為在當年拿下了歐洲70%的市場份額。

      柳傳志的愛將郭為曾造訪華為,任正非直截了當的勸他不要做研發,“你要做就得大做,小打小鬧還不如不做。”聯想總裁楊元慶訪問時,任正非也說過類似的話,“聯想想發展成技術型的企業,股東和投資人不答應,還是難!”[6]

      相比之下,郭台銘信過很多東西,信過成吉思汗、信過關公、信過媽祖,所有人都叫他“台商”,祖籍山西的郭台銘說自己是“晉商”,是關羽的老鄉。1999年,台灣晉商郭台銘回晉城老家祭祖,順手放下了一座模具工廠。十年之後二度祭祖,模具工廠已經變成了1058畝的富士康工業園,風頭直逼龍華大本營。

      那時,“血汗工廠”的帽子還沒扣下來,富士康就是產值、就業、GDP,大陸是成本、政策、勞動力,郭台銘和廣袤的中國腹地開啟了十年蜜月期。

      山西有了富士康,山東坐不住了。據說煙台政府為了勾起郭台銘的桑梓情懷,專門找到了其母初永珍當年住過的老房子,辦好房產證送到深圳[4]。郭台銘喜不自勝,3.3平方公裏的煙台富士康科技園隨即破土動工。

      2005年,為了爭取富士康到武漢投資,當地政府專門成立“富士康工作班”,耗時四個月完成了一部長達40萬字的報告,分析武漢的優勢與富士康發展相結合的前景。隨後,工作班又耗資30萬制作了一部專題片,帶到深圳播放??吹狡?ldquo;山水兆富、環境納士、佛嶺蘊康”的字幕,郭台銘忍不住稱贊“唯楚有才!” [8]

      在郭台銘的規劃裏,深圳和廣州生產台式機,上海和蘇州生產便攜數碼產品,北京和天津搞無線通信,所有的組裝環節富士康都能覆蓋,別人做不出來的,富士康能做,別人能做的,富士康更快、更便宜。從索尼、諾基亞和摩托羅拉再到iPod和iPhone,消費電子產業已經離不開富士康了。

      2009年5月27日到6月6日,iPhone3GS上市前最關鍵十天時間裏,64萬部手機在富士康緊急組裝完成,差不多每每分鍾,就有45台iPhone走出生產線,全世界沒有一家代工廠能做到這一點。後來,與華為敲定合作的郭台銘在內部會議上驕傲地說,“華為要戰勝思科,必須與富士康合作!”[4]

      為了規避台灣“上市公司投資大陸不得超過公司淨值40%”的行政命令,富士康移師港交所,三個月股價翻了五倍。經濟危機後的股東大會上,郭台銘俏皮的鞠躬謝罪,“我這次是以敗軍之將的姿態檢討,因為賺的錢沒有預期那么多。”他為那次講話取的標題,恰似十年蜜月的概括:《黃金十年,贏在大陸》。

      每月10號,是龍華最熱鬧的日子,那是富士康發工資的日期,自動提款機排起長龍,網吧、彩票投注站和手機門店人頭攢動,新上市的iPhone總能吸引最多的目光,每一個零件都由工人們親手組裝,再配上一個讓人望而生畏的價格。

      曾經華燈初上,藍色和白色的制服從紫禁城魚貫而出,人們很快會知道,那裏是一座與世隔絕的工廠,一群渴望尊嚴的工人,一個“MADE IN CHINA”的殘忍剪影。

      03. 路口

      2010年,郭台銘的“紫禁城”出事了。

      “十二連跳”後的6月2日,富士康總部緊急宣布,全體員工整體薪資上漲30%。一周後,公司再度通知,深圳地區新員工三個月考核合格後,標准工資將再次上調66%。珠三角的工廠這下不幹了,除了富士康,沒人開的起這么高的工資。

      但錢不是所有問題的解決方案,跳樓事件不斷上演的5月中旬,富士康舉行了一場勵志交流大會,會上設立了一個遊戲:誰能說全同一個寢室室友的名字,就能拿到1000元獎金——最後,沒有一個人拿走這筆錢[9]。

      同樣在5月,30度高溫的深圳,每天都有上千名來自全國各地年輕人聚集在富士康龍華科技園,排著長隊等待招聘。他們給出的理由很簡單,“工資高,包吃包住”。排隊的人裏,除了找工作的工人,還有在各地負責招商的政府官員,期待著從富士康的撤退中分得一杯羹。

      富士康不再被深圳歡迎,騰訊成了新的寵兒,這座先鋒城市要產業升級、騰籠換鳥?!赌戏街苣返膶嵙曈浾吲P底一個月,寫了篇《潛伏富士康28天手記》,紫禁城一夜之間成了沾滿鮮血的廉價代工廠。股東會上,郭台銘對著此起彼伏的閃光燈無奈地說,“我現在都不敢開電視,因為沒有一個台不罵我。”

      跳樓事件餘波未了,iPhone 4在6月問世,全年賣出4660萬台,富士康是當之無愧的幕後功臣。7月,《財富》雜志公布了當年的“世界500強”名單,富士康排在112位,比微軟還要領先三個名次,恰似一種無心的嘲弄。

      華為也在2010年長成了一棵招風的大樹,那年4月,印度宣布禁止進口華為的產品,緊接著,歐盟對華為無線路由器發起反傾銷調查,海外的收購接連失敗。任正非剛剛度過了第二個冬天:經濟危機後,公司利潤下滑,他們本想賣掉終端公司,但買家最終的報價只有預期的3/4,一氣之下,任正非不賣了。

      那年12月,任正非召開高級座談會,將手機業務升級為公司三大業務板塊之一,豪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,要做到世界第一。隨後,華為使出渾身解數推出了第一款高端手機Ascend P1,銷量不到100萬台。搭載海思K3V2芯片的Ascend D1隨後推出,作為華為開啟自主芯片之路的第一步,Ascend D1頻現卡頓、閃退、發熱,口碑坍塌。

      2012年年底,任正非送給餘承東一架殲-15戰鬥機模型,意喻“從零起飛”,也代表餘承東當年年終獎為零。

      郭台銘宣布漲薪那天,時任蘋果公司CEO喬布斯在大洋對岸隔空力挺富士康,他說富士康有食堂和泳池,按規定給員工繳納社保,絕不是什么“血汗工廠”。蘋果隨後宣布,將利潤的1%到2%返還給富士康,用於提升工人工資。

      蘋果緊跟著被千夫所指,這背後則是手機產業鏈形態的悄然轉變:功能機時代,諾基亞出圖紙,代工廠生產,對上擁有議價權、對下壓榨供應商。但iPhone跨過了代工廠,扶持起了一大批立訊精密(19.890, 0.29, 1.48%)、舜宇光學、安潔科技(13.490, -0.09, -0.66%)這樣的供應商,賺慣了差價的代工廠一下掉到了價值鏈末端,只能掙點微薄的代工費。

      紅利吃完了,任正非和郭台銘就這么走到了十字路口,華為在20年的攻城略地之後,不得不開始向科技的皇冠——芯片發起沖擊。富士康享受了20年的勞動力紅利,也讓“世界工廠”的工人們明白了一個道理:紫禁城的財富和榮耀,跟他們沒什么關系。

      任正非說蘋果救了華為,iPhone在2007年後的風靡也倒逼了網絡升級,讓遲遲等不到應用市場的3G業務大放異彩。更重要的是,iPhone帶來了成熟的技術和完整的供應鏈,順手給華強北的山寨王國判了死刑,這是華為能夠放言“自主、高端”的產業基礎。

      2013年2月,華為又推出了主打防水、號稱超級戰鬥機的Ascend D2,搭載的依然是那顆“華為芯”K3V2,雖然搶了四核的先,但芯片工藝落後,圖形核心另類,負面反饋如潮。只要在社交媒體上提起海思的K3V2,回應絕對是一片罵聲。

      隨後,Ascend P2、大屏系列Mate和“轉型之作”P6陸續發布,芯片還是一如既往的K3V2,差評也是自始至終——有什么辦法,畢竟任正非說了,“自己的狗食自己先吃,自己做的降落傘自己先跳”。

      任正非不反對用高通的芯片,但他對受制於人始終有種天然的警惕,“我們公司積累了這么多的財富,可能就因為那一個點,讓別人卡住,最後死掉。”蘋果推出A系列處理器那年,任正非對海思女掌門何庭波說,“(海思)是公司的戰略旗幟,我給你每年4億美元的研發費用,給你兩萬人,一定要站起來。”[10]

      郭台銘也在反思,據說12連跳之後,他在深圳工廠冥思苦想90天[11],得出兩個結論:富士康還要繼續內遷,去人口更多、工資更低的地方;但遲早有一天,百萬大軍必須換成百萬機器人(15.220, 0.00,0.00%),他們不拿工資、不用吃飯、更不會跳樓。但這一天什么時候才來,他也不知道。

      他不是沒想過把工廠開到東南亞,但那裏既沒有穩定的政局,也沒有遍及全國的機場、港口和鐵路,更沒有心甘情願24小時三班倒的工人——中國制造,無處可去。

      2010年8月,富士康與鄭州政府簽訂協議幾個月後,工廠拔地而起,組裝線也開始運行,每天能生產 50 萬部 iPhone。在貴州,富士康挖空了三座山,建起了大數據中心和第四代iPhone生產中心,所有的材料都能循環利用。

      中金公司曾經拆解計算過一部iPhone X 的生產成本,大約為 417 美元。其中,屬於組裝的只有 4.2 美元——這筆微薄的代工費是眾矢之的,卻也是就業的保障、制造業的基石、廣大內陸青年為數不多的出路、甚至是自認為體面的工作。

      時任富士康新聞負責人劉坤在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曾說,“中國制造是一分錢一分錢的賺,希望大家對富士康和中國制造,至少能有些許敬畏之心。”[1]

      04. 高峰

      2013年9月21日,餘承東在微博上透露了華為下一代手機處理器的消息,網友大呼等了太久,列隊歡送“萬年K3V2”。之後,搭載全新芯片的華為Ascend P6S問世,海思將新誕生的芯片品牌命名為“麒麟”(Kirin)。

      第二年6月,華為發布了4G芯片麒麟920,整體性能與當時高通的4G芯片驍龍805基本同步,被譽為中國手機芯片的彎道超車之作。麒麟920前後投入的研發經費超過2億美元,是國家15年裏對龍芯投入總額的1.7倍。[5]同年9月,超八核麒麟925芯片亮相,也讓mate7和榮耀6plus成了當年的爆款機型。

      緊跟著,華為就莫名其妙的成了民族驕傲,和“愛國”捆綁在了一起。任正非從來沒喜歡過這個說法,他在內部會議上說,“我們能什么都做得比別人好嗎?我們一定要建立一個開放的體系,如果我們不向美國人學習,就永遠戰勝不了美國。”[10]

      他也不是個技術狂人,也不止一次對研發團隊一味追求技術超前發出警告,“你的技術是用來賣錢的,賣出去的技術才有價值。”等到華為開始做芯片、做手機,任正非又忍不住開炮, “一個手機賺30塊,這算什么高科技、高水平?蘋果年利潤500億、三星400億,你們能交給我300億利潤,我就承認你們是世界第三。”[10]

      郭台銘對華為的技術贊許有加,哪怕他跟比亞迪(53.830, -1.06, -1.93%)因為專利打過官司,“我們很多同仁被華為挖去申請專利,所以我覺得這個公司很偉大。為什么?因為他有遠見,專利越多,競爭力就越強。”

      郭台銘給世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莫過於那句“獨裁為公”,任正非學IBM、學思科、學微軟,每年花大錢請顧問的時候,郭台銘不屑,“顧問是什么?就是拿起你的手表看一眼,告訴你幾點鍾,再問你收費。”

      2006年,《第一財經日報》寫了一篇《富士康,機器罰你站12小時》,郭台銘勃然大怒,將記者和編輯告上法院,索賠3000萬人民幣。他不喜歡“代工廠”這個稱呼,把公司改名成“富士康科技集團”,那年年底,郭台銘說,什么時候富士康真正有了科技,就把這兩個字去掉。

      他不遺餘力的布道,希望公眾能知道代工廠也有科技:單是電腦的連接器,富士康就有8000多個專利;在光通信領域,一個“梯度折射率透鏡”的專利報告疊起來就有一米高。他上科技論壇演講時說,“先進的生產力就是先進的制造技術,別人一分鍾做五個,我一分鍾做十個,就是我技術好,賺的就是技術的錢。”

      只是在百萬機器人大軍建立之前,郭台銘還是離不開大陸的廉價勞動力。2017年國務院舉辦的“中國發展高層論壇”上,郭台銘說大學生沒有實幹精神,不願意進工廠、上流水線。演講結束,他詢問在場的工信部部長苗玗,“苗部長,請問有什么政策可以讓大學生下工廠?” [11]

      為了能夠繼續享受人才紅利,華為也從2008年開始將研發中心陸續遷往二線城市,甚至頂住深圳市政府的壓力,將深圳總部的員工大量遷移到東莞松山湖,讓員工能夠享受相對更低廉的房價與生活成本,也讓華為繼續擁有綜合成本的優勢。

      2017年,海思推出第一代AI芯片麒麟970,並創造了獨立的AI計算模塊“NPU”設計,2018年2月,華為又發布了首款3GPP標准的5G商用芯片巴龍5G01和基於該芯片的5G商用終端華為5G CPE。

      8月,華為再度率先發布新一代AI芯片麒麟980,采用7nm工藝制程和雙核NPU設計,性能與主流旗艦芯片相差無幾。麒麟980還可與華為的巴龍5G01基帶芯片匹配,為5G做好了准備。

      年中,久未露面的任正非開始密集發聲——他最擔心的事情已經初現端倪;年將古稀的郭台銘則萌生去意,從他一手建立的工業帝國從容隱退。在他們身後,是中國制造業在30年間豎立起的兩座高不可攀的山峰,也是一條從低端到高端、覆蓋“研發-制造-品牌”的完整產業鏈,在中國之外的任何國家都不存在。

      一切奇跡又仿佛早有答案:1977年,經濟騰飛中的台灣地價一路飛漲,抄底鴻海廠區周邊的土地,轉手就有大把利潤。剛剛讓公司扭虧為盈的郭台銘想了半天,還是決定繼續做模具。他解釋說,“我是個搞工業的,要看長遠一點。”

      十多年後,面對如出一轍的狂熱,任正非拿出了一個更加擲地有聲的回答,“我們認為未來的世界是知識的世界,不可能是這種泡沫的世界,所以我們不為所動。”[7]

      05. 尾聲

      1983 年,第一座生產蘋果Macintosh個人電腦的工廠在加利福尼亞落成,面對前來參觀的記者,喬布斯驕傲地說,“這是一台美國制造的機器。”28年後,時任總統奧巴馬在矽穀邀請眾多科技高管共赴晚宴,宴會上,奧巴馬問喬布斯,“需要做什么,才能讓iPhone回美國生產?”喬布斯毫不猶豫的回答:“那些工作不會回來了。”

      喬布斯引以為豪的Macintosh生產線在1992年全部關閉,戴爾、康柏、惠普等科技公司為了降低成本,陸續將生產線遷往中國。蘋果也被迫接受外包,喬布斯的美國制造夢宣告破碎。

      30年間,走出內陸小城的年輕人浩浩蕩蕩,高校畢業的才俊如過江之鯽,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國家,有覆蓋每個制造環節的勞動人口、遍及全境的交通網絡和巨大的消費市場。也只有中國,能夠同時容納華為與富士康兩座制造高峰。

      如果說華為濃縮了中國制造的驕傲與雄心,那么富士康就是中國制造最真實的背影。但歸根結底,是拼命加班透支青春的工程師、廠房裏枯燥重複的體力勞動、毫無隱私與尊嚴的集體宿舍,撐起了物美價廉的“MADE IN CHINA”。

      未來,我們依然要依靠華為這樣的高科技公司去突破科技壁壘、在高端產業攻城略地。但同時,又有什么產業可以承接規模如此龐大的勞動力就業問題?互聯網、金融、還是房地產?

      中國需要華為,中國也需要富士康。

      參考資料:

      [1].富士康真相,徐明天、徐小妹,2011

      [2].郭台銘與富士康,徐明天,2007

      [3].任正非談華為國際化,周錫冰,2018

      [4].富士康內幕,陳潤,2010

      [5].華為研發,張利華,2017

      [6].華為30年,程東升、劉麗麗,2018

      [7].華為的紅旗到底能打多久,任正非,1998

      [8].政府支持增強信心 富士康武漢移植“科技之根”,湖北日報,2008

      [9].富士康內幕,魏昕、廖小東,2010

      [10].華為終端戰略,芮斌、熊玥伽,2018

      [11].郭台銘霸業,楊艾俐,2017

    [责任编辑:蔚然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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